2007年12月26日 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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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名狀故事的原型:


清末四大奇案之「刺馬」案新解2007/02/01 12:20作者:高尚舉1870年8月23日,江甯─今南京─將軍魁玉飛章入奏: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身亡。慈禧太后驚問:「這事豈不甚奇」曾國藩誠惶誠恐地回答:「這事很奇。」由於案犯張汶詳供詞閃爍,主審大員奏案含糊,此案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結案,於是各種傳聞蜂起,使此案更加撲朔迷離,後人稱之為「清末四大奇案」之一。魁玉擔綱初審魁玉的奏摺8月28日到京,同治帝覽後「實深駭異」。兩江總督竟在督署重地被刺身亡,實在是對風雨飄搖的清王朝的一次衝擊。29日,清廷連發四道諭旨:「務將因何行刺緣由及有無主使之人一一審出,據實奏聞。」清廷一開始就意識到此案的嚴重性,現在又懷疑非張汶詳一人所為,因此連下諭旨,口氣越來越嚴厲。魁玉審理刺馬案月餘,每次奏報幾乎不離「一味閃爍」,「語言顛倒」,「一味支離」。那麼張汶詳「閃爍」的是什麼「支離」的又是什麼呢?魁玉沒有奏報。說穿了,恐怕不僅僅是張汶詳在支離,魁玉等承審大員也在支離吧!張之萬馳赴江寧會審9月25日,張之萬收到吏部咨文,赴江寧與魁玉會審。連審數日,並沒用刑。馬新貽親信、參與會審的孫衣言、袁保慶十分不滿,要求嚴刑訊究。張之萬不軟不硬地說:「案情重大,不便徒事刑求。倘未正典刑而瘐死,誰負其咎。」老奸巨滑的張之萬很清楚,這個案子不管怎樣審,怎樣結,都是兩頭不落人。審不出主使人,馬家不願意,朝廷更不滿意。審出主使人,不是得罪的人更多嗎!而且這些人也可能把自己「做掉」,豈不更悲?於是他採取拖延戰術,慢慢地審,耐心等待調補兩江總督的曾國藩的到來。12月12日,張之萬、魁玉奏道:「兇犯張汶詳曾從發撚,復通海盜,因馬新貽前在浙撫任內,剿辦南田海盜,戮伊夥黨甚多。又因伊妻羅氏為吳炳燮誘逃,曾于馬新貽閱邊至寧波時,攔輿呈控,未准審理,該犯心懷忿恨。適在逃海盜龍啟澐等復指使張汶詳爲同夥報仇,及為自己泄恨,張汶詳被激允許。……本年 七月二十六日 ,隨從混進督署,突出行兇,再三質訊,矢口不移其供,無另有主使各情,尚屬可信。」張之萬、魁玉的奏結看來還算順理成章,但最後露出了破綻。人命關天的法律文書,行文時竟用「尚屬可信」四字,不知是何用心。上諭除令曾國藩速回江寧外,再派刑部尚書鄭敦謹作為欽差大臣攜隨員赴江甯複審。不僅主審大員撤換,就連司員也全部更換,既顯示出朝廷處理此案的決心,也反映出對前審案人員的不滿和失望。曾國藩、鄭敦謹復審曾國藩磨磨蹭蹭,就是不起程,似乎對回任兩江毫無興趣。其實他一直密切關注江寧的事態發展,非常關心那個背後主使審出來沒有。江蘇巡撫丁日昌每時每刻都在傳遞著江寧案審的消息,且時論的發展對丁極為不利,有人說馬新貽被刺,是因為督撫不和。朝裡也是沸沸揚揚,太常寺少卿王家壁直指馬新貽被刺與丁日昌有關,他再次上奏說:「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被案,應歸馬新貽查辦,請托不行,致有此變。」所謂丁日昌之子案,即1869年10月5日,太湖水師勇丁徐有得、劉步標陪同哨官王有明到蘇州看病。夜二更,徐、劉閑遊妓館,正遇丁日昌之子丁惠衡,侄丁繼祖,與家丁等同遊妓館,雙方發生爭執。遊擊薛蔭榜帶親兵胡家嶽、丁玉林、丁日昌族人巡夜,看其滋事,責徐有得40軍棍。徐不服,又遭重責,4天後徐有得因傷死亡。丁日昌看到子侄閑遊妓館滋事,致勇丁被責釀命,不得不上奏,自請議處。上諭命馬新貽審理此案,丁繼祖投案,丁惠衡傳喚未到。據丁日昌說,丁惠衡夜裏越牆逃匿,不知去向。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,一直拖到1870年7月6日才結案。此案結案後40多天,馬新貽被刺,此時丁惠衡仍未歸案。故有太常寺少卿王家壁之奏。丁日昌眼看大火要燒到自己身上,如坐針氈,他希望曾國藩回來主持江寧刺馬案的審理,曾國藩畢竟曾是自己的東家,許多問題自會由他擺平。1月2日曾國藩抵達江寧,14日,接印視事。從清廷調他任兩江總督,到他正式上任,曆時3個多月。第二天上午,張之萬急急忙忙交接案件,下午就匆匆跑回清江浦去了。曾國藩很沈得住氣,一直到鄭敦謹抵江寧,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裡,從未主持過審理案件。只在鄭敦謹來到的前一天,他才調閱案卷,記下有關案犯的名字。這段時間裡他在幹什麼呢?一是接客聊天,二是看《閱微草堂筆記》。如果說這兩個多月有關於刺馬案的活動,那就是他給馬新貽作了一幅挽聯,前往吊唁了一番。他對這個案子為什麼一直採取拖延回避的態度?恐怕有深層次的原因。鄧之誠在《骨董三記》中說:「國藩不欲深求,必有不能深求者在。」2月18日,鄭敦謹抵江寧,隔一天即正式審案。鄭敦謹雄心勃勃,非要把這天下疑案審個水落石出不可,也不枉他那個「鐵面無私」的稱號。連訊14天,該犯一味狡賴,毫無確供。與鄭敦謹並坐正堂的曾國藩,一直默默地聽著很少發問,最後對鄭敦謹淡淡地說:「將來只好仍照魁、張二公原奏之法奏結。」此時鄭敦謹一切都明白了,難怪自己連審14天,終沒有結果,原來他們早已設計好了。他心裡涼了半截,原來這案子是不能深究的。他打定主意,熬審不用刑,堂威喊得震天響,那是做給別人看的。孫衣言、袁保慶可是坐不下去了。孫衣言看著吃得白白胖胖的張汶詳,對鄭敦謹說:「賊悍且狡,非酷刑不能得實。」鄭搬出魁、張的法寶堵孫的口,不過話說得更好聽一些。3月19日,鄭、曾聯銜上奏,奏結比張之萬、魁玉原來的定擬敘述更加詳細,取供、采證、行文更加縝密,但基本內容不出前者。所不同的是:第一,特別強調張汶詳「聽受海盜指使並挾私怨行刺」,「實無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謀之人」。第二,對張汶詳量刑更加殘酷,除了「按謀反大逆律問擬,擬以凌遲處死」外,又增加了一條「摘心致祭」。當鄭敦謹、曾國藩擬好奏結,要孫衣言、袁保慶簽字畫押的時候,這二位拿出了殺手,拒絕在奏結上「書諾」簽字。不過,鄭敦謹、曾國藩是何等人物,他們也有應對的辦法。他們在奏結中根本不提孫衣言、袁保慶參加會審一事,把朝廷蒙在鼓。鐧,在上奏的同時,把供招抄錄分送軍機處、刑部存案。鄭、曾這一手很厲害,首先存案,造成既定事實。意思很明白,這是最後定案。鄭、曾在另外的夾片中使用的措詞仍然是:「該犯供詞,尚屬可信。」這一措詞是張之萬、魁玉在原擬中使用的,為此清廷斥責他們,「不足以成信讞。」而今鄭、曾使用,倒不為過,人言人殊。朝廷最終也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。3月26日,諭旨下達,肯定了鄭、曾的奏結。4月4日,曾國藩奉旨監斬,將張汶詳淩遲處死,並摘心致祭。孫衣言不爭一時爭千秋,他在給馬新貽寫的神道碑銘中,慷慨激昂,秉筆直書,「賊悍且狡,非酷刑不能得實,而叛逆遺孽,刺殺我大臣,非律所有,宜以經斷,用重典,使天下有所畏懼。而獄已具且結,衣言遂不書諾。嗚呼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戇為公力爭,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。」孫衣言的文章一出,震驚朝野,輿論大嘩,就連慈禧太后也知道其中大有隱情。但是,總不能為了一個死人,去動搖大清江山啊。斯人已作古,讓他去吧,無非加恩賜恤,以慰忠魂。終覺疑案之未明時人傳言,張汶詳刺殺馬新貽的根本原因,是因為馬新貽漁色負友,張汶詳為友復仇。果真如此,孫衣言、袁保慶作為馬新貽的親信,自始至終都參加了審訊,那麼,魁玉、張之萬給他設計了一個「海盜挾仇報復」的結案,不是更體面嗎?何以苦苦追求,以得確供呢?再說馬新貽的四弟馬新祐自幼跟隨左右,直到馬新貽被刺身亡,馬新貽的事情他是再清楚不過了。如果馬新貽因漁色負友而遭刺殺,已經給他一個體面結局,馬新祐為此應該感恩不盡,為什麼一直悲呼終覺疑案之莫明,希望時人和後人給以研討呢?其實鄭敦謹心裏很明白,他只能以苦笑對之。未等聖旨下達,更沒等張汶詳正法,他憤然離開了江寧。曾國藩送他程儀,他分文不收,兩個隨行郎中伊勒通阿、顏士璋每人收了500兩銀子。曾國藩和司道各員送他到江邊,他板著面孔,頭也不回地揚帆而去。鄭敦謹的兩個助手回京後悄然而失。6月,顏士璋被放到蘭州,雖是給了一個沒有實缺的知府,與充軍流放所差無幾,不久回籍賦閑。伊勒通阿,8月19日「給全俸以養餘年」也回老家去了。所有這一切,都使人們感到背後有一股強大的勢力,有一雙無形的手在左右著這一切。有人說是慈禧太后。不,慈禧太后沒有理由殺一個既無兵權,又不屬于任何派系的馬新貽。正是她,同治七年召見馬新貽,密旨馬新貽調查湘軍攻陷天京後太平天國金銀財寶的去向。太平天國經營10年,各種糧餉自不必說,天王府金銀財寶堆積如山,其他王府、將軍府也有不少收藏。曾國荃攻陷天京,縱湘軍搶掠數天。為了滅跡,又放了一把火,大火燒了幾天幾夜不息。湘軍均飽私囊,大車小輛向湖南老家運送財物,幾年中,湘軍子弟搶購土地遍及湘鄂。朝野議論紛紛,恭親王頗有微詞,慈禧太后心中不快。尤其令朝廷坐臥不安的是,十幾年來湘軍的實力迅速膨脹。太平天國失敗後,人們傳言曾國藩有野心,其實他的部下早就慫恿他謀取帝位。在與太平軍作戰時,清廷不得不依重湘軍,但是,如今太平軍被「蕩平」了,她能允許曾國藩在江南坐大嗎?東南臥著一隻虎,她睡覺也不安心。於是她把曾國藩調離江甯,派馬新貽任兩江總督,迅速裁撤湘軍。江寧是湘軍攻下來的,兩江一直被湘軍視為私地,他們在那裏經營了數年,豈能輕易讓給馬新貽。馬新貽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自己的軍隊,了然一身來到江寧,如入龍潭虎穴。馬新貽被刺,朝廷心中明白,為了不致激起兵變,動搖清王朝的統治,趕緊調曾國藩回蒞江寧坐鎮。從此,兩江總督寶座長期掌握在湘系手中,其他人不敢問津。太平天國失敗後,湘軍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來,他們比土匪還要兇殘,明目張膽地肆疾搶掠。左宗棠直言不諱地批評湘軍,他認為這都是胡林翼為了一時對付太平天國,招募劇盜所致。曾國藩對湘軍的為非作歹也很清楚,他說:「余設立水師,不能為長江除害,乃反為長江生害。」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後,幾萬湘軍士卒被裁撤,其中不乏將領。這些人並不回鄉務農,而是到處遊蕩擄掠。有些人參加了哥老會,有些人本來就是哥老會成員。湘軍裁撤擴大了黑勢力,散兵遊勇又與黑勢力結合,成為社會的一大公害。馬新貽在懲治散兵遊勇時非常嚴厲,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稱的袁保慶為營務處總管,抓到為害百姓、有非法行為的散兵遊勇即就地正法。散兵遊勇和黑勢力對他恨之入骨。那個曾給孫衣言透過口風的顏士璋頗有心計,他寫了一本《南行日記》,記述了赴寧的全部過程。據他的曾孫顏牧臯說,日記中寫道:「刺馬案與湘軍有關。」「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。」張汶詳刺殺馬新貽,在警衛森嚴的督署重地一撲而中。馬新貽被刺後,立即有「刺馬案」戲文上演,而且正值鄉試,安徽學政殷兆鏞出試題,竟然寓其譏諷,喬松年也來湊熱鬧,寫了一首歪詩作證,湘軍將領給張汶詳立碑等等。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刺馬案是一件有計劃、有組織的政治謀殺事件。從案件的實施,到輿論的有力配合,以及對審案的精心策劃和對結案的精明設計,都說明它出自高人之手。馬新貽被刺身亡,又有身後之玷,人們津津有味地談論著桃色緋聞,而且又有爲友復仇,義薄雲天的俠義故事,迎合人們獵奇的心理,適應玩家的口味。若馬新貽不死,也是百口莫辯。史家亦是望而卻步,因為誰也不願意去為一個漁色負友的小人辯白,冤不冤由他去吧。妙哉!高明哉!湘軍及其首腦們痛痛快快地給社會開了一個玩笑,也把歷史玩於股掌之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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